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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的治疗原则,生存第一病毒第二

——浅评《对中药治疗艾滋病疗效评价体系的看法》

东阳市孙氏本草中医药研究所  孙传正

主题词:艾滋病/中医药/独立评价体系

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对艾滋病中药的审批,基本上还是参照西药标准,以HIV载量为主导。CD4细胞的提升,体症的消失及生命状态的改善,只被列为辅助用药范围。由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鞠鹏、罗士德署名,发表于2007723日中国中医药报的《对中药治疗艾滋病疗效评价体系的看法》(以下简称《看法》)一文所阐述的关于艾滋病中药的研究方向,和复方主药必须“杀灭”艾滋病病毒的观点,实际上是从西医西药角度对现行评价标准的解读。但是HIV载量为主的现行评价标准,是一种主次颠倒的错位标准,背离了国际公认的“艾滋病”定义,且与中医学的理论体系相去甚远,所以颇值榷商。

一、《看法》的学术观点,背离公认的“艾滋病”定义

《看法》一文认为:“对中药疗效评价体系,应建立在对中药治疗艾滋病药物的严格定义和论证方面上。所谓抗艾滋病药物,从西药方面可以在其作用及功能上分为两类:即杀灭HIV病毒而达到治疗艾滋病的药物,及治疗并发症药物。只有前者才被科学界真正称为治疗艾滋病的药物。后者只能称为是辅助治疗艾滋病某种并发症的药物”。文章进一步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中药抗艾滋病药物,应该针对病毒本身的特点,使其明显杀灭降低”。

不言而喻,艾滋病由HIV感染引发,抗艾中药需具备抗病毒作用无可非议。但是任何疾病都是矛盾运动,并非一成不变。特定药物的“严格定义”,必须以相应的疾病定义为前提,《看法》 一文“严格定义”的前提是“艾滋病”AIDS)而非HIV感染或携带。国际公认的艾滋病定义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综合症”三字,是该定义的本质所在它是对HIV感染晚期出现的一组复杂疾病的总称,主要包括各种机会性感染、恶性肿瘤和消耗综合症等。值得提示的是,判定HIV感染是否已发展到“综合症”阶段,并非由HIV载量大小来标定,而是以诸多相关综合症为标志。治疗的目的为了生存,这才是以人为本,千古不变。艾滋病的致死原因并非是HIV感染之本身,而正是那些恶性相关综合症。所以,AIDS的治疗必须遵循生存第一,病毒第二的原则。只有在保证生存的前提下,病毒载量的下降和免疫指数的提升才具有意义。假定某种药物(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能使所有症状得以消除,生命状态得以恢复,那么按照国际公认的艾滋病定义,不管HIV载量是否还存在,就已不再是“艾滋病”,定义这样的药物为抗艾滋病药物才顺理成章而合乎逻辑。

《看法》一文“严格定义”抗艾中药“应该针对病毒本身的特点,使其明显杀灭降低”的理由,是基于求“本”溯源的逻辑。然则最重要的“本”,是人而不是病原体。在疾病的矛盾运动中,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治疗方法必须变换跟进,这才是辨证论治。毛泽东指出:“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汉·张仲景的《伤寒论》,从头至尾都是根据其六经传变规律进行制方用药,堪称辨证论治的生动典范。HIV感染的全过程,分感染期、 HIV携带期(潜伏期)与艾滋病期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不影响正常生存,HIV是主要矛盾方面;然而一旦发展到艾滋病阶段,患者的自然生存期已相当短暂,消除症状保证生存已上升为主要矛盾方面。全球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疾病一旦发展到这一阶段,不管何种抗病毒药物都已黔驴技穷,继续运用该疗法只能加速其死亡。现代医学中,疾病性质发生重大变化的病种并不少见,例如乙肝病毒长期感染会引发肝硬化或肝癌,但是当发展到肝硬化肝癌阶段时,医学界并没有认为要用拉未呋啶类抗乙肝药进行治疗;又如,幽门螺旋菌感染是引发胃癌的罪魁祸首,医学界同样未曾认为要用抗幽门螺旋菌药物来治疗胃癌。因为当此之时抗菌抗病毒治疗早已时过境迁,只有代之以解决新矛盾的抗癌疗法,才是“治病求本”。艾滋病疗效标准的制订者们,应该从乙肝病毒或幽门螺旋菌引发肝癌、 胃癌的矛盾转化中得到启示,制订出按矛盾主次分别应对的梯队标准,即艾滋病治疗药物与抗病毒治疗药物双重标准。艾滋病的治疗药物应以生命指数为主要指标,抗病毒治疗药物则以HIV载量为主要指标。按照“严格定义”,纯粹降低HIV载量的药物,只能用于HIV携带者的治疗而并不适用于艾滋病,正如拉米呋啶只能用于前期的乙肝治疗而不能用于后期的肝硬化肝癌一样。

    二、中医治疗传染病,不是依靠药物直接杀灭病原体

    《看法》一文对艾滋病复方中药的组合,也提出了崭新观点:“应该强调的是,在中药复方中,根据药物君、臣、佐、使的配方原则,作为君药应该具有杀灭艾滋病病毒的效果,这是核心。臣、佐、使药辅佐君药共同达到杀灭病毒,协同增效的作用”。归纳该段文意,“核心”就是君药必须是“杀灭”HIV的主药。前已阐明:按照国际公认的艾滋病定义,以降低HIV载量为主要指标的抗病毒药物,只能用于HIV携带者而并不适用于艾滋病。即便从适用于HIV携带者的抗病毒药角度,能否获得清除HIV效果,并不决定于君药是否含有“杀灭”HIV成份,因为中药立方的前提是辨证论治而非辨“病毒”论治,君药针对的是“主证”而非“病毒”!

    中医学是一门整体生命状态医学,“辨证论治”所辨的就是整体生命状态,揭开它的黑箱就是人体内环境综合情势在四诊上的信息表达,其人体生态学意义是“辨内环境论治”。生态环境改变导致生物链的解体并非必然是化学物质杀灭了某些物种,主要是变迁了的环境不再利于这些物种的继续生存。欧洲有7-10%的人群,即便充分暴露于HIV也不会被感染,国内有的夫妇一方感染而另一方始终无恙,就在于他(她)们的内环境不利于HIV生存。中医学的这种人体内环境理念,决定其愈病机理与西医西药截然不同。对传染病的治疗,主要不是依靠药物直接杀灭病原体,而是通过把握肌体内环境综合情势的信息表达,调整和营造不利于病原体生存的内在环境,提高机体代谢功能和自我修复能力而愈病。因而中医对传染病的治疗完全可以不问病原体是什么,同病可以异治,异病可以同治。2003年广州中医药大学附一医院对“非典”的有效治疗,便是典型例证。当时全世界对“非典”流行的病原体还远未确定,但该院根据中医“辨证论治”实施治疗的45例非典患者无一例死亡,而西医抗病毒治疗的死亡率却高达6%,且骨坏死等严重后遗症普遍存在。西医对病毒性疾病主张“杀灭”疗法,其实病毒永远“杀”不完灭不绝,愈杀愈促进它们的进化。抗生素激素滥用引起菌群普遍耐药,HIV的变异速度远远超出科学家们药物发明的应变能力,都是最有力的证明。 《看法文关于“杀灭”HIV的提法并不确切,因为到目前为止,即便抗病毒西药也不具备“杀灭”功能,仅能抑制其复制而已。酒精能杀灭HIV,但喝酒却喝不好艾滋病。

    辨证论治驾驭下的中药复方,是一种具有神奇变幻功能的兵法阵势,能衍生出新的战斗团队和新的克敌法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对基于阴虚立法的经典中药“六味地黄丸”,进行体内直接作用物质及药代动力学研究表明,口服六味地黄丸后的11个血中成份,有4个为代谢产物,其中之一的5-HMFA,由地黄、泽泻、山茱萸三味中药共同作用产生,有很好的补肾及改善血液流变学功能1。而参与共同作用的君药地黄与泽泻、山茱萸三药,都不具备改善血液流变学功能,这就是复方中药的神奇之处。不拘是何类复方中药,组合变化机理相同,由此足以印证,能够有效清除HIV的中药,未必一定要君药含HIV“杀灭”成份。再以白虎汤治愈1958年流行于石家庄的暑热型乙型脑炎为例,西医实验表明,白虎汤中的四个单味中药(石膏、知母、甘草、粳米),或四味药合用,都没有抗乙型脑炎病毒作用(君药石膏自然无抗病毒作用),然而白虎汤较之西医西药治愈乙型脑炎的概率高出20%且无后遗症(西医治疗有后遗症)却是事实,卫生部有过专门调查结论。中药治疗艾滋病,只要抓住“内源性寒疫湿毒”这一总纲,都会获得良好疗效,抗HIV效应细胞CD8可明显提升或始终保持在高表达状态,HIV载量可达彻底消失,甚至可使HIV抗体转阴,其病毒清除规律表现为S形下降曲线。本文标题的“生存第一病毒第二”,绝不表示中药的清除HIV作用不如抗病毒西药,中医应将HIV抗体转阴列为HIV/ADIS治愈标准。

    三、中药优势发挥,有待于独立评价体系建立

1、西医抗病毒疗法与评价标准,都不堪效法

艾滋病属免疫学范围,据介绍:免疫学“至今仍未明了HIV患者免疫功能衰退并最终发病机理,免疫功能衰退的主要标志是外周血CD4细胞功能和数量的下降”2;“关于抗体如何形成问题”,“由于免疫系统及免疫细胞均未搞清,因此主要有三种假说”3。此足说明,免疫学还只处于“科学空想”阶段,将构建于这种不成熟理论上的治疗方法和疗效评价付之实施,显然是缺乏其“科学”性,中医药都不足以效法。单就艾滋病免疫理论与疾病规律而言,显而易见的谬误有三:

⑴、艾滋病的死亡与HIV载量无关

有必要重提,艾滋病的致死原因并非是HIV感染之本身,而是那些恶性相关综合症,数百万尚且存活而十几万或数万却死亡者屡见不鲜。所以,将艾滋病治疗定位于HIV载量下降是一种方向性错误。

⑵、CD4免疫功能不能自圆其说 

由于艾滋病的诸多症状具有“非特异性”特点,西医只能凭外周血CD4细胞数的下降作为标志,含糊其词地将恶性相关综合症的发生解释为由于CD4降低使人体免疫功能衰退所至。但我们所面对的事实是,CD4的高底并不能确切地反映人体健康程度,艾滋病或癌症的生存质量与CD4不存在正比关系。

①、小孩HIV感染者的CD4普遍高于正常标准,说明HIV感染的病理机制存在重要的未知因素,CD4细胞体现不了它的抗病能力。

②、解放军302医院研究表明:调节性T细胞CD4越高,肝癌病人存活时间越短;肝癌患者体内的调节性T细胞数量,分别是健康人的2倍至10倍,是肝硬化患者的1.5倍以上4。所谓“免疫”就是抗病能力,说明CD4不存在免疫作用,或者说在某种原因下正好相反。

③、西医认为CD450已属濒危状态,但CD410而能正常生存的人群并不少见。例如2005年底笔者去上蔡调查时发现,有一位长期CD4奇低的HIV感染者,一直从事着正常营运并为我们开车。他脸色红润,体魄壮实,一路谈笑风生,自我介绍说今年CD4只有2 sells/μl ,上一年是3 sells/μl 服过当地一位老中医的处方药。20063月,笔者还发现南阳一群农民HIV感染者的CD4都小于10 sells/μl,但都在从事正常劳作。

⑶、CD4CD8在评价指标中的错位

1983年,WHO统一命名CD4为辅助/诱导性T细胞,CD8为抑制/细胞毒性T细胞。理论认为CD8为抗原杀伤性效应细胞,其抗病毒应答是控制宿主中HIV复制的主要因素,能阻断HIV的转录。笔者临床证实,CD8的高表达与HIV载量下降正相关,而CD4的上升并非必然与HIV载量下降正相关,甚至有表达为CD4降低与HIV下降正相关者。302医院对肝癌的研究也表明,CD8淋巴细胞能够发挥有效的抗癌功能,而异常增加的调节性T细胞(即CD4细胞)可以破坏CD8淋巴细胞,使之失去有效的抗肿瘤效应。但是艾滋病治疗的免疫评价,却将CD4而不是CD8列为免疫功能的主要指标。

    综上所述,西医免疫学远不足以阐明HIV感染过程中免疫机制与疾病归转中的所有问题。人体的免疫系统远不只是免疫细胞,它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自我净化系统和自我修复系统才是最根本的免疫系统,调动它们的升降出入机能和自修复能力是中医却邪祛病的最有效手段,所以中医学才是艾滋病的希望。《看法》一文也承认,中医治疗艾滋病能“改善患者症状、延长患者生命达到了治疗效果”。中医药的最大优势在于能有效应对恶性相关综合症,迅速消除症状以保证生存,能使HIV彻底消失并有可能使之抗体转阴。中国中医科学院吕维柏教授在坦桑尼亚的实践就有8例转阴,国内亦不乏重复验证者。抗体转阴的质疑很容易解决,只要权威职能部门做一做DNA鉴定,即可大白于天下。因为抗体转阴者都活着,按照相关规定,防疫部门都应保存有他们的阳性血浆。所以中医治疗艾滋病,遵循“生存第一病毒第二”的原则是条正确的道路,必须建立起以生命指数为主要指标的独立评价论证体系。生命指数并非无据可凭,诸如体症的消失,生存期的延长,体重、体力、体能的增加,社会适应能力的增强,生理病理态势等等,都可设计为数字予以表达。中医还可采取拿来主义,运用现代科技研究出与生命状态相关的很多生理的或病理的数据,将其列为生命指数。总之,只要重在开拓创新,尚未建立的不等于不能建立。

2、建立独立评价体系的支点,在于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医药长期受到有悖于科学规则的行业制度与法规的不公平限制,这是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中医药不断走向萎缩的根本所在。以西医西药标准评价中医中药,是行业不公的典型代表。归根结谛,这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反映。行业制度与法规,属生产关系范畴,中医科学属生产力。中国改革开放多年,之所以尚未找到这一矛盾的解决办法,深层原因在于中国的科学权威部门没有勇气给自己民族医学的科学性予以承认。2003年那场震惊世界的非典风暴才给中医药以历史机遇,其突出疗效受到世卫组织的充分肯定,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以科技强国自负的美国FDA,已发布指导性文件认同中医学是一门有着完整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的独立科学体系,为中医药做了件大好事。

    当今是商品经济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是准入制度下的商品流通性,不进入流通领域,优势就被变为劣势。具有显著疗效优势的中医药,之所以总被处于劣势地位,就在于没有自己独立的评价论证体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005年以来,吴仪副总理反复指示,中医药要建立起有别于西医西药的独特的疗效评价体系。我们的政府职能部门和科学技术界,应该将吴仪副总理的指示提高到“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按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为解放中医药的生产力,并使其成为世界独具优势的强国力量而推动疗效评价体系的变革。然而一种新的评价体系的建立,并非一僦而就,尚需时日以待。笔者认为,鉴于艾滋病的特殊性,在新旧评价体系交替之际,艾滋病中药不论是从活性成份角度或是从纯中医学角度立论,职能部门应该在保证其安全性前提下,让更多品种从“绿色通道”进入临床以检验其疗效,从而进行去伪存真的筛选,让中华民族为战胜人类共同敌人作出应有贡献!

 

【注释】

1:《六味地黄丸配伍规律被揭示》,2007719日中国中医药报第4

2:《传染病辨病专方治疗》,王崇国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20005月第1版第494

3:《现代医学免疫学》,刘恭植主编,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20002月第1版第4

4:《肝癌发病机制研究获重大进展》,200789日健康报第1版右上角

 

2007820日定稿)